上文我们讲到，杀手武士英由法租界巡捕房移交给上海地方检查厅后，之后又移送到应桂馨所关押的江苏海运局，由沪军陈其蔚所部六十一团看管。但不到一周的时间，武士英突然在看押军营中暴毙身亡。读者或许要问，好端端的一个人，而且是至关重要的杀人凶犯，怎么说没就没了，这背后会不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阴谋呢？
说到武士英的死，首先要从案犯的移送说起，这就是“宋案”的管辖权问题。众所周知，宋教仁遇刺在上海火车站，而案犯应桂馨所在地是法租界，前者属中方管辖，后者是租界当局；嫌犯的拘捕与审讯，最初也是由租界当局处理，但由于“宋案”影响重大，又涉及敏感政治问题，因而革命党人与舆论界一直强烈交由中方审理。
经多方磋商，租界领事团决定在第七次预审结束后，将“宋案”移交给中国法庭处理。得此消息后，国民党方面迅速作出反应，并提议在上海组织特别法庭进行审理。之后，负责“宋案”的江苏都督程德全将此提议电告袁世凯与北京内务部、司法部，袁世凯当天回电同意设立特别法庭，但在法庭的组织及所在地问题上，北京方面与国民党人产生了重大分歧。
司法总长许世英认为，宋教仁遇刺案影响重大，理应提交北京大理院公开审判；国民党人则认为，既然案件发生在上海，那就应该在上海设立特别法庭审理。为此，国民党人抢先组织了以黄郛为主裁，王宠惠、伍廷芳为承审官的特别法庭，并提请中央批准。对此，北京方面很是不满，因为伍廷芳是前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黄郛与王宠惠又都是革命党人，许世英考虑再三，随后又提议上海地方检察厅负责审理。
对此批复，国民党人据理力争，程德全为难之下，只好再次致电袁世凯，强调组织特别法庭的重要性，袁世凯接电后回复，称司法总长拒绝副署，他也无权驳回，因而无法按国民党人的意见颁布命令。之后，许世英再次做出让步，他提议由伍廷芳署理上海地方审判长来审理此案，但国民党方面仍坚持原议。就在这南北争执当中，凶犯武士英于4月24日突然不治身亡。
“宋案”发生后，江苏都督程德全与民政长应德闳从南京赶赴上海坐镇督办，但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最重要的案犯莫名其妙的意外死亡，这引起了舆论界的极大不满。在此压力下，程德全、应德闳于4月26日以公开通电的形式将“宋案”的相关证据即应桂馨、洪述祖密电函全部发表。
得知总理赵秉钧、内务府秘书洪述祖涉嫌“刺宋”密谋后，国民党人群情激奋，黄兴随后致电袁世凯并直指“国务院总理赵秉钧为暗杀主谋之犯”，现在都督程德全拟在上海组织特别法庭，但遭到司法总长许世英的大力反对并主张在北京大理院审理，如果真是如此，法院处于政府的藩篱之下，案件能否得到公正的审判，罪犯是否会受到应有的惩罚，政府是否会妨碍司法的公正，这些都令人担忧。再者，“宋案”涉及政府，司法总长本就是国务院中的一员，而其上司赵秉钧为案中巨犯，又怎能不让人心存疑问。电末，黄兴请袁世凯“独持英断，毋为所挠”，以“维大局而定人心”。
两日后，袁世凯回电，称总理赵秉钧与应桂馨只通过一次信函，即1月14日附信送达密码电一本，并声明今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如果仅凭这一信件就一口咬定赵秉钧是“宋案”主犯，法律与证据链上都站不住脚。再者，近年来那些闹二次革命、三次革命的，无不假托伟人，如都以此为据，不免人人自危。赵秉钧、洪述祖、应桂馨三人来往之事，好比甲、乙谋丁，甲骗乙说丙已授意，而丙实际上并不知情，如果以此定丙之罪，未免不公。现在的首要问题，还应请法律部门将各项证据详细研究，等到人证到齐，审判公开，自能水落石出。
对于黄兴要求他直接命令设立特别法庭之事，袁世凯颇不以为然。他在回电中表示，民国既是立宪国家，司法独立原则不可轻易摧抑。司法总长许世英为保障法律而拒绝副署，此乃他的职分所在，并无偏私之见，如果任其辞职，法官界未免横起风潮。当下国事艰难，还希望黄兴能够理解。
袁世凯的这段话冠冕堂皇、滴水不漏，一下就把黄兴的质问堵了回去。私下里，袁世凯对程德全、黄兴等人的做法大为不满，他曾质问，黄兴作为无职务之人，有什么权力在“宋案”证据文件上盖印？作为政府官员，程德全又有何权力公布本应由法院公布的证据？至于黄兴要求自己独断专行，下令设立特别法庭，岂不是强人所难，好让自己背负干涉司法独立的罪名吗？
就司法程序而言，黄兴的做法确实不太妥当，如未经审判即一口咬定“总理为案中要犯”，如要求国家元首干预司法，这都是违反法治原则的。这时，副总统黎元洪也发表通电，称共和国家应首重司法，既不容行政机关非法干预，也不能让立法机关随意侵犯。刺宋一案，纯属法律问题，程德全等宣布证据，不出自法庭而出自军政府，未免有违法之实。
作为宋教仁多年的至交，黄兴的激动是可以理解的，何况中国一向没有法治观念，民主共和又刚刚确立，所谓“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等，这些东西大多停留在概念层面，一旦进入操作阶段，难免会因为个人好恶或集团利益而导致理念扭曲。
革命党人这边，主张对袁世凯持强硬态度的不仅有黄兴，另一位革命领袖孙中山更是如此。就事论事，宋教仁与孙中山的关系一直都不融洽，在很多问题上，两人观点差异很大，譬如宋教仁对孙中山的专断作风就颇有微词，而在辛亥鼎革之际，宋教仁主张内阁制而孙中山主张总统制，袁世凯夺取政权后，孙中山在政治上消极而宋教仁锐意进取，国民党人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宋教仁。
1913年2月15日，宋教仁从武汉抵达上海，而就在5天前，孙中山离开上海赴日本访问。按常理，作为名义领袖的孙中山和作为实际领导人的宋教仁，两人本应在上海见面并会商国民党选举胜利后的大政方针，但很可惜，这一切并没有发生。
宋教仁遇刺后，孙中山在第二天即得知消息并决定立即回国。4天后，孙中山一行人回到上海，随后开会讨论“宋案”的处置办法。和黄兴等人主张法律解决所不同的是，孙中山从一开始就认为是袁世凯在背后策划了一切，返回上海的第二天，孙中山即在拜会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时表示：“宋教仁暗杀事件，事颇重大。昨朝返沪以来，根据收到之报道，其数虽少，而出自袁世凯嗾使之证据，历历在目。”
在谈到国民党人的对策时，孙中山明确表示，一步也不退让，但党内其他人对此多不以为然。多数人主张按正当手段提交法律解决，因为国会马上就要召开，如果国民党人的“政党内阁”能得到实现的话，自有办法对付袁世凯。
4月13日，国民党人在张园为宋教仁举行盛大的追悼会，当天到场人数近两万人。众多挽联中，黄兴所写的一幅特别扎眼：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当天，黄兴因病未出席，同样未出席的孙中山也送来一副挽联，曰：“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从挽联上看，黄兴的态度激烈而孙中山反显得平和，但背后的事实并非如此。孙中山回国后，与陈其美、居正等在黄兴寓所讨论对策时，黄兴主张以国事为重，法律为正当解决办法，但遭到激烈派戴季陶等人的强烈反对，孙中山站在了后者的一边，并主张起兵反袁，他的理由是：袁世凯是总统，而总统指使暗杀，这决不是法律所能解决的，能解决的只有武力。黄兴继而提出，南方革命党人武力不足，如贸然发难，恐怕大局糜烂，最终不可收拾。对此，孙中山不以为然，他极力表示宋教仁被杀并非一人之事，除从速起兵武力解决外，决无其他办法。但是，会上多数人认同黄兴的看法，起兵反袁的提议最终不了了之。
国民党人放弃武力反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国会即将召开。由于在议员人数上占尽优势，一些国民党人认为可以通过国会来制约袁世凯，“宋案”同样会得到公正的法律解决。1913年4月8日，民国首届国会在北京召开，国民党议员一上来就给了袁世凯一个下马威，总统府派去致贺的代表梁士诒被认为是藐视国会而被斥回。4月25日，也就是程德全公布“宋案”证据文件的前一天，国民党人张继、王正廷被选为参议院正副议长，正当这些人陶醉于胜利之时，袁世凯很快给了他们一记闷棍——这又是什么呢？
就在张继、王正廷被选为正副议长的当天晚上，国务总理赵秉钧、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里正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代表进行一场卓绝艰难的谈判，双方代表一直谈到次日凌晨，才将各项条款最终议定，这就是历史上的“善后大借款”。
在这个大借款合同中，五国银行团承诺向袁世凯政府借款2500万英镑，年息5厘，期限47年；2500万英镑看似数目巨大，但扣掉佣金和之前的借款、垫款、赔款之后，实际到手的不足1000万英镑（约合1亿银元），而到期归还的本息却高达6785万英镑。
正所谓，黄世仁生对了年代，放债的才是大爷。“善后大借款”的谈判过程中，中方代表可谓是饱经摧残、备受折磨，到手的钱不多，保证手续却极其苛刻，不但要以盐税等项税收作为担保，而且银行团可以行使各项优先权、监督权、审核权、用人权等等。
消息传出，不管是温和派还是激烈派，国民党人个个是愤慨异常。为此，参议院正副议长张继、王正廷通电全国，称政府不经国会批准即在“善后大借款”签字，这是在藐视国会，既然袁世凯视国会如无物，那国会也不承认大借款。
国会抗议电发出后，李烈钧、胡汉民等国民党籍都督们纷纷通电斥责袁世凯违法借款，藐视立法机关，一时间气势汹汹。对此，袁世凯倒不是十分在意，因为他心里清楚，同革命党人摊牌不过是迟早的事情，“善后大借款”也主要是为他提供了一笔战争经费，以便筹措足够的资金来打仗，所谓“未雨绸缪”是也。
国会抗争毫无效果，国民党只好又回到“宋案”。4月29日，黄兴再次致电袁世凯，电报中虽然认可了袁世凯所说“鼓吹二次革命、三次革命者大多假托伟人”，但宋教仁遇刺一事却是“铁案如山，万目共睹，非一手所能掩饰”，赵秉钧为“大总统左右近侍之人，是否与宋案有关”，应取决于法官的判断”。
由于反对设立特别法庭，司法总长许世英在各方压力下宣布辞职，“宋案”提交北京大理院一事不了了之。之后，“宋案”由上海地方检察厅全权负责，并于5月5日开始审理。开审第三天，上海地方检察厅向京师检察厅发送传票两张，要求将涉案人赵秉钧及内务府秘书程经世按期解送来沪。同时，上海地方检察厅又致电北京司法部，请求协助向德国驻胶州总督严重交涉，将逃往青岛租界的嫌疑犯洪述祖捉拿归案。
逃到德国人租界的洪述祖自然是高枕无忧，身为总理的赵秉钧和秘书程经世就有些尴尬了。尽管赵秉钧已向袁世凯请了病假并由陆军总长段祺瑞暂代总理职务，但法律毕竟是法律，京师检察厅也是秉公执法，将上海发来的传票按期交到赵、程二人手中，这去还是不去，不仅让赵秉钧两人感到头疼，袁世凯一边也是同样不敢掉以轻心。
一番计谋后，赵秉钧向京师检察厅复函申述，称根据洪述祖在青岛所发的电报，洪自称“非假托中央名义，不能达其目的”，这足以证明本人与宋案毫无关系；至于发给应桂馨密电码及为解散共进会而请发津贴之事，原本就是公事公办，现已解释清楚，实在没有必要赴上海质证。而且，本人目前旧疾复发，有北京法国医院诊断书为证，现已向大总统请假十五天，实在不便外出，现援引刑事诉讼法草案第303条之规定，请就本人所在地询问。
秘书程经世也依样画葫芦，他在呈递给京师检察厅的声明书中说，宋案凶犯是武士英，嫌犯为应桂馨，洪述祖在案中与应桂馨究竟有何关系，至今尚未分明；洪述祖至今仍未归案，即使他到上海，也无人可以对质，还烦请贵厅将情由转致上海地方检察厅。
由于凶犯武士英已死，洪述祖、赵秉钧、程经世三人又不能到庭，宋案的审理就此陷入停顿。而在这时，“宋案”之外又多了一场闹剧，即所谓的“血光暗杀团”，这让南北双方的争斗更加白热化而戏剧化。
“血光暗杀团”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就在赵秉钧向京师检察厅提出复函的第三天，突然有位名叫周予儆的女子向检察厅自首，她自称“女子暗杀团团长”，说是奉了“血光团团长”黄兴的命令，到北京来进行政治暗杀。得此报案后，袁世凯立即命北京军政执法处逮捕了参议院国民党籍议员谢持，并指控他是“血光团”团员，图谋不轨。
当时的报纸也是没有操守，闲得无聊，一抓到这个新闻就拼命炒作，“血光团”三字由此不胫而走，街头巷尾，人人争相传说，说这个“团”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秘密机关，仿佛当年雍正“血滴子”再现人间，从政人士人人自危。而在这时，京师检察厅也根据这个真真假假尚不清楚的故事，同样票传黄兴到北京对质。如此一来，袁世凯扳回一局，与国民党人打了个平手。
说起“血光团”与暗杀活动，宋教仁遇刺后还真发生了好几起，如议员王锦堂遇刺；某女士郑某行刺财政总长周学熙未遂；议员汤化龙、郭同、李国珍等接到匿名恐吓信，前文说的周予儆投案后，根据其提供的线索，北京军警在议员谢持处搜出“血光团”名单，原来此团团长为黄复生，也就是当年与汪精卫一同刺杀摄政王载沣的角儿。另外，扬州都督徐宝山被人用藏在古董花瓶里的炸弹炸死，凶手也自称“血光团”，一时间风声鹤唳，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让人如堕五里雾中。
在此期间，双方舆论战也是打得火热，袁世凯方面的报纸《北京国报》公然用大字标题——“伟人造反”，说湖北季雨霖谋反是黄兴主使，而国民党人的报纸干脆以大字标题“总统杀人”以做报复。
对于袁世凯方面的反击，黄兴的表现还算坦然。后来，上海租界会审公堂根据北京地方检察厅的来文票传黄兴，出人意料的是，黄兴一传即到，并且保证今后随传随到。事后，黄兴表示，“邪说横行，甚于洪水猛兽”，“诬蔑我个人不足惜，为害中华民国则大足惜”，“是非自有公论，辩亦无益”，其中无奈，可见一斑。
“宋案”走到这一步，实际上已经无法继续；究竟谁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真凶，法律上也是无从判断。那么，作为众矢之的的总理赵秉钧，他究竟有几分嫌疑，又将如何为自己辩解呢？请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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