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uid169

  蓝橡树

2019-02-02 07:40



高收入群体逃离公立学校，进入民办学校，就会出现民办学校的良性循环，公立学校的恶性循环。

民办学校在收费、生源录取方面都有相当高的自主权，一些民办初中、小学一年学费二十几万人民币，孩子又是千挑万选的，生源好、收费高、吸引好的校长和老师，形成良性循环。公立学校则会因此不断地流失好生源、好老师，形成恶性循环。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继续把公立学校办好，才有可能让阶层固化来得缓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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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北京大学教授王蓉受邀成为财政部专家，参与设计“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这便是中国免费义务教育背后的财政支持制度。2006年，《义务教育法》修订，“中国终于实现了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王蓉至今难忘当时那份自豪与鼓舞的情绪。

同一年，时任世界银行高级教育经济学家的学者路易斯·克劳奇（Luis Crouch）给王蓉写了一封邮件，称他有一篇“不被世界银行允许发表的论文”，希望能与王蓉分享。

克劳奇在他在那篇名为《学校收费、自愿捐助和教育发展：一种可能的立场》 的论文中写道：国际机构的如此倡导，导致发展中国家误以为免费教育是万灵药，却忽略了处理免费政策下人们的期望的复杂性。

克劳奇认为，社会中富裕的那群人会离开公立学校，也带走公共教育预算的政治支持。长此以往，公立学校越来越差，成为“低劣”的代名词，成为“穷人最后的避难所”。

王蓉对克劳奇的观点大感震惊，强辩几句，称国家与制度背景不同，且中国的贫富差距不大，不应如此悲观。

他们没有说服彼此。

但仅仅过了几年，王蓉便惊觉中国的现实情况愈发像克劳奇描述的那样。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八亿多人摆脱贫困。随着人们收入差距的不断增大，部分地区的公立教育式微，越来越多的资源涌向私立教育（或称民办教育）。

一线城市的私立学校动辄就是六位数的天价学费，各类校外补习机构更占据了学生与家长的大量课余时间。2015年，上海中考成绩排名前十的学校全部是私立学校，无一所是公立。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浙江、江苏、广东等。

随之加剧的，是整个社会对于教育的焦虑。许多公立学校的成绩连所在地的平均分数都达不到，私立学校尽管竞争激烈、学费昂贵，学生和家长依然趋之若鹜。公立与私立教育两极化的发展趋势，让社会阶层日益固化。

“作为一个学者，你不能去撒谎，不能意识到问题后却假装没有发生”，2017年，王蓉发表论文《直面我国的“教育拉丁美洲化”挑战》，指中国会出现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的极端教育不公平格局，一时间在舆论中引发轩然大波。



图为2004年，北京一所农村小学的学生打乒乓球

高收入群体逃离公立学校，

进入民办学校

教育的“拉丁美洲化”，指在人口收入差距显著的社会中，大量中高等收入的家长可能逃离公共教育体系而在私立部门中寻求更高水准的服务，公立学校逐渐成为低劣质量机构的“代名词”。

如果社会中高层次教育的好学校都是公立教育，如精英型的公立大学，且政府对这些机构采取高补贴或免费的政策，这就会导致一种极端的教育不公平格局：


社会中的优势群体在私立中小学接受优质教育，从而得到优质低价的高等教育服务及其背后的高额的公共财政补贴；与此同时，弱势群体接受着较低质量的基础教育服务，难以在获得精英型高等教育机会的竞争中取胜，阶层固化难以打破。

世界银行前经济学家Luis Crouch提出，在收入差距急剧拉大的社会中，免学费政策可能和“教育的拉丁美洲化”问题存在联动关系，即免学费政策导致的标准化、规范化的公共供给，导致有差异需求的中高收入家庭离开公立教育体系，而在私立学校就学。这一假设促使我们不得不反思过去十余年的教育财政政策。



过去一段时期内，教育公共政策在中央层面、在基础教育学段，总的来说以弱势群体为优先考虑的对象，以保障这一人群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

然而，在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背景下，教育选择自由将成为很高比例的较高收入家庭的一种重要的公共政策诉求。

高收入群体逃离公立学校，进入民办学校，就会出现民办学校的良性循环，公立学校的恶性循环。

因为民办学校目前在收费、生源录取方面，有相当高的自主权，一些民办初中、小学一年学费二十几万人民币，孩子又是千挑万选的，生源好、收费高、吸引好的校长和老师，形成良性循环。公立学校则会因此不断地流失好生源、好老师，形成恶性循环。

在中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基本上是服务于中高收入家庭，而一线城市的孩子进入民办学校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图为2016年成都某私立学校举办“六一”儿童节晚会

公立教育，是不是也存在恶的一面？

这种情况下，不能让民办和公办的差距继续拉大，不能让老百姓眼睁睁看着自己孩子和社会优势群体所受的教育质量差距那么大。这是基础教育啊！

但这在学术界也有很多争论。

有人说：你没有看到怎么改善公立学校的治理，而是把眼光放在怎样克制民办学校的自主性？

也有人说：你只看到了一年二十几万的私立学校学费，却没看到家长为了进入好的公立学校，要买几千万的学区房？公立教育系统就不存在恶的一面？

还有一些悲观的人认为，中国的公立教育系统从来就不公平。很多地方的教育均衡流于形式。以前的老百姓是用权去择校。自从有了用钱择校，“学区房”的现象就愈演愈烈，成为泛社会化的焦虑。

但不管怎样，还是要把公立教育系统办好，应该增加公立教育的财政投入，让只能上公立学校的老百姓觉得，我和社会优势群体的教育差距在可忍耐的范围内，而且上升渠道没有被堵死。这是基本底线。

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谈公立教育系统之内的恶，和民办学校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是第二层次的问题。



对于民办学校，多少需要增加规范。

民办学校如果办得好，真本事不在挑生源，而在于同样的孩子就是能比公办学校教得好。一旦允许肆无忌惮挑生源的做法，就会造成社会隔离。谁家里钱多，谁的家长是海归，甚至爷爷奶奶必须是大学毕业生，才能进民办学校，这不就造成了社会隔离了吗？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系统里，都是不能造成隔离的。

另外，校外补习机构、教育科技企业、民办学校、国际学校等这些新业态都有个共同特点——服务于优势群体。像某个大型校外补习公司很明确地表示就是服务于前30%的孩子。无论是用成绩还是家庭收入来衡量前30%，他们一直不停地挖掘这个人群的需求。

所以你就看到，市场全部围绕着有钱的、学习好的孩子，而这两组人群也是高度重叠的。这只会进一步加剧中上阶层的孩子和普通孩子的差距。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把公立学校办好，才能够让社会的阶层固化，可能来得缓一点。

中国是高度筛选型社会，

每一步都在筛人

再来看中国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不停地在用“双一流”拔尖增长，你看到政府的投入，就是拔尖、拔尖、拔尖。以至于高等教育院校之间的分化是非常剧烈的。好几年以前，农村的老大妈就都不问你孩子上不上大学，而是问你孩子上的是985吗？大家非常明白，现在上个普通大学都不顶用的，要上985。



图为众多高中生参加山东一个大学的介绍会

而高等教育院校之间的质量分化如此之剧烈，这个压力一定会传递到基础教育。压力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幼儿园就开始，不上好幼儿园，就上不了好小学；上不了好小学，就上不了好中学；上不了好中学，就上不了北大清华。在教育体系中，每一个学段都不会是孤立的。

我们的高等教育分化非常严重，普通高中分化非常严重，而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学校还有五五分成，相当于要把50%的孩子筛掉，不让他们去上普通高中。而大家都知道，只有上了高中才能上好的大学。

中国是高度筛选型社会，每一步都在筛人。被筛下来，就意味着绝缘，和上一层的优质教育就绝缘了。



所以，我们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政策之间严重不协调。基础教育整天讲均衡、减负，而高等教育的筛选性又那么高，分化那么严重。这是政策的断裂。

基础教育讲减负，后面有很大的推动力。有很多政策制定者非常真诚地认为，中国基础教育中教和学的理念不符合世界的潮流，不符合未来工作的需求，是真诚地想要改革的。

但是，制度因素导致了我们的焦虑，要是不生活在这样的制度之下，我们不会这么焦虑。

最根本是社会制度，

不是教育制度

国内总说以芬兰为典型的北欧国家，有着世界上最好的免费教育。但芬兰才多少人口？600万，只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区。不仅国家很小，对人的价值的认识都和我们不同。在芬兰，可能每一个孩子都是珍贵的，中国却没有办法。

这是社会制度来决定的。最根本是社会制度，不是教育制度。

美国虽也是教育高度不平等的国家，社会贫富差距很大，问题不比我们少。但是美国给你多次受教育的机会，不会因为一次就否定你。美国最应该让我们学习的是高等教育的多元化，有常春藤、文理学院、州立大学，甚至不同学校代表不同的价值观取向。而在中国，只有北大清华，全民都在竞争一个塔尖，该有多么焦虑。

如果中国不是筛选型国家，那教育不会如此充满焦虑。不仅是筛选，还有由谁来筛选的问题。美国的多元化后面是有不同的手在筛选，也分散了社会的焦虑；而中国就是政府一只手来筛选，非常糟糕。

免费义务教育是好的，但不应当支持简单化的免费义务教育。

比如，美国各个州在19世纪下半页就开始实施免费义务教育了，但当时有一个诉讼案，是关于学生在学校里，有一些个性化的教育需求，譬如要上钢琴课、芭蕾课，那么这个钱，是要由纳税人全体来分担，还是有额外需求的家庭自己掏钱？

因此，相应的制度设计需要是非常细致的，是免费的没错，但在免费基础上，要理清哪些是基本服务，是所有公民都可以享受、也有义务要接受的，还有哪些是个性化的需求，是要个人掏钱的。免费的义务教育下面需要更加精细的制度设计。

大家总说学校乱收费，也是因为家长和学校双方在提供个性化服务时，有些负面的事情发生。说明我们的精细化制度设计还比较落后。

希望在未来，每一个家门口的公立学校都优质，并且在育人观念上回归到教育本原，同时关注到每一个学生的差异发展。而这背后依然是整个社会的发展。

王蓉，北京大学教授，是中国首屈一指的教育财政学领域专家，亦自称是一位“公立教育的信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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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中国的“教育拉丁美洲化”挑战  

刻真

2017-03-09 11:38


本文首发“中国教育财政”公号(CIEFR-PKU)



中国的“教育拉丁美洲化”问题确实已经到了不得不重视的程度，迫切需要相应的政策对策。

教育的“拉丁美洲化”是指这样一种教育格局：在人口收入差距显著的社会中，大量中高等收入的家长可能逃离公共教育体系而在私立部门中寻求更高水准的服务，公立学校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逐渐成为低劣质量机构的“代名词”。

如果社会中高层次教育的好学校传统上都是公立机构，如精英型的公立大学，且政府对这些机构采取高补贴或免费的政策，如巴西，这就会导致一种极端的、且是难以打破的教育不公平格局：社会中的优势群体在私立中小学接受优质教育，从而得到优质低价的高等教育服务及其背后的高额的公共财政补贴；与此同时，弱势群体接受着较低质量的基础教育服务，难以在获得精英型高等教育机会的竞争中取胜，阶层固化难以打破。

1

“教育的拉丁美洲化”问题在我国不少城市的基础教育领域已经非常突出。

媒体报道中的家长圈流传的一句话，即“初中不读民办，高中、大学就进民办”，就是老百姓口中的“教育拉丁美洲化”问题的形象表达。

在这些城市，最好的初中学校几乎已经是民办学校的天下，更加令人担忧的是，民办学校与公办初中的质量差距越拉越大，公办学校的劣势越来越明显。

在上海，一位学者早在2005年的研究就显示公办初中发展的恶性循环问题已经非常突出，即：“公办初中一方面要应付民办初中带来的生源挑战，一方面要应对残酷的中考竞争，始终在夹缝中求生存，……民办初中加强了、发展了，而公办初中更困难了。”

根据上海市2015年中考成绩（平均分），排名前十所学校全部是民办（中考平均分570到590），没一所是公办，而公办学校中中考成绩最好的，平均分都在560分以下。

再从中考分流情况来看，民办毕业生进入市、区重点高中比例很高，而公办毕业生进入职校、技校的比例很高。[2]同时，民办初中学费一路上涨，每学年学费已超过万元，在免费义务教育政策推行下，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的就读费用日益拉大，即便这样，仍然阻挡不了家长选择民办初中的热情，一些初中报名与录取比例甚至达到10比1。

在浙江杭州，同样也是民办校雄霸中考江湖。2015年中考成绩数据显示，在全市的500分以上考生中，来自民办学校的学生超过90%。中考高分比例民办公办学校严重失衡，差距呈逐年扩大之势。

在江苏，南京市六城区中考成绩排名靠前的基本是民办学校，很多薄弱的公办初中连中考全市平均分都达不到，办学质量不高，导致学校对家长和学生更没有吸引力，生源困难，形成恶性循环。“一位公办学校校长说，‘学生不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就是家里没钱没权的。’”

广东佛山2016年中考成绩放榜，延续了民办初中独占鳌头和公办初中集体沉默的局面。高分段考生，民办初中几近“垄断”的局面仍然明显。

在云南昆明市，目前最受家长追捧的初中，绝大多数也都是民办初中。“比如云大附中、云师大实验中学、滇池中学、白塔中学、长城中学等，哪怕竞争激烈、学费昂贵，人们仍然挤破头。”优质民办初中的录取率都很低。这使得公办初中逐渐沦为“鸡肋”，陷入尴尬境地。

2

重视“教育的拉丁美洲化”问题并不是要“管、卡、压”民办学校的发展，而是应该首先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

世界银行前经济学家克劳奇（Luis Crouch）提供了一个从教育财政的视角所做的分析，我们认为值得重视。

他认为，在收入差距急剧拉大的社会中，免学费政策可能和“教育的拉丁美洲化”问题存在着联动关系。这主要是因为，收入差距急剧拉大会带来人口的教育需求的迅速分化，而免学费政策带来的公共教育供给则倾向于标准化、规范化，这将使得中高收入人群的教育需求无法在公立学校中得到充分满足，特别是如果实施彻底的免学费政策，杜绝公立学校任何收费，从而导致这一部分人群以额外付费获取公立学校提供个性化服务的渠道被切断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社会中本来存在一个私立教育部门，则高收入群体可能大量涌入私立学校，从而导致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服务人群的日渐分化。

这样的后果就是系统性的不公平：只有高收入家庭的孩子才能进入最高质量的收费昂贵的小学和初中、从而进入最高质量的高中和大学，贫寒子弟与富裕家庭子弟的教育机会差距越来越大，整个社会距离教育公平目标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

3

鉴于上述问题，我国政府提高教育公平的理念和措施，应该在“精准施策、补齐短板、抬高底部”这些既有共识之外，增加“管控差距”。具体来说，有三点建议：

第一，通过财政手段管控公立学校和精英型的民办学校的办学投入差距和办学质量差距。

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背景之下，兼顾教育公平和效率具有挑战性，当前面临的实际上有可能是“两害取其轻”的选择：

一害是在公共教育体系内允许适当程度的容让，满足中高收入人群对优质教育的需求，这样将导致公共教育体系内的机会分配、资源分配的制度设计复杂化，搞不好又会出现前些年存在的“乱收费”等问题。

另一害是允许优势人群在公共教育体系外满足其需求，而这可能导致整个公共教育体系受损，形成“教育的拉丁美洲化”格局。

相比较而言，任何社会都应该尽力坚持各个阶层的孩子在同一片蓝天下体验共同的教育经历这个原则，必须最大程度避免“教育隔离”，这是保持一个社会的团结与融合的基础。

从这个角度讲，促使公立学校与民办学校协调发展、坚持公立学校对于多种教育需求的容让度应该是较好的政策选择。

对于公立学校，应该进行更加科学和精细化的教育成本测算，厘清其中基本性的教育服务和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教育服务，制定更加合理的公共财政保障标准。

在这类学校中，贯彻教育公平原则的核心是其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教育服务应该由学生和家庭个人负担。换句话说，应该允许公立学校响应学生和家长的个性化需求，政府应并为此制订精细化、透明化的“个性化服务”学校收费政策。

其次，必须明确这样的原则，就是所有的民办学校都具有维系全社会的教育公平的责任。

对于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来说，其所获得的土地等公共资源支持意味着，这些学校应该担负更大的教育公平责任。

政府应该建立以服务弱势群体学生比例等指标为基础的民办学校教育公平问责制度，并将之与民办学校的审批、公共财政支持和奖励相挂钩。

第二，政府必须重视改革现行的学校评价制度。

根据谈松华老师、黄晓婷老师的观点，目前的做法实际上是以单一的考试成绩和升学率作为主要标准，而这种评价标准和方法把拥有不同生源和条件的学校，以同一标准衡量学校工作的绩效，使占有优质生源的学校始终处于优势地位，而那些生源和办学条件差的学校则不能根据学校实际提高办学绩效。

在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分化初见端倪的城市和地区，这样的评价制度就导致了公办学校处于更加劣势的地位而永世不得翻身。

“当前必须把发展和推广增值性评价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增值性评价的概念即评价学生在一段时间教育过程后的‘成长’，以变化取代原来对学生在某一个特定时刻的状态的关注。这种评价方式将学生原有的学术成绩及家庭背景等多个因素考虑在内，提出一个合理增长的模型。它不光关注于学习过程的最后产出，更着重学习过程所带来的增长，凸显了‘以人为本’、尊重每一个学生的教育思想。它不光关注一个学校的学生的平均‘成长’，更加关注学校对于来自弱势家庭的孩子、或者学习困难的孩子的‘成长’所做的努力和成效。运用这种方法评价学校、教师绩效，有利于促进学校和区域间的公平比较，有效激发生源质量差的学校和区域促进学生学业进步的动力。”

另据谈、黄一文的介绍，目前这种评价方法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得到了关注和研究。特别是美国在2005年《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作出重大调整后，政府要求各州建立基于学生水平增长的绩效模型，增值性评价成为评价实践和研究的热点。

一些州通过建立纵向链接的测量工具，将学生每一年的学业水平增长与该州的标准要求、学生历史水平和学校历史水平、其他学校增长情况等，进行多角度的跟踪评价。

第三，以现有的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国家学生资助体系为基础，以中央财政为引领，启动关注“后20%学生”的项目。

这“后20%学生”主要指学业上落后的学困生，由于学业成绩和学生家庭背景的相关性，非常高比例的学困生往往也是贫困生。

换句话说，未来一段时期的教育扶贫工作，应该从解决弱势群体的孩子“有学上”、“上得起学”这些目标进一步上升到让弱势群体的孩子“上得好学”的目标。

这样的政策和努力，在中央政府引领下，应逐步涓滴到基层政府、基层学校，让每个学校、每个县区都关心自己学校和自己县区内的“后20%学生”，并拿出教育教学改革的具体行动，如此可能部分削减“教育的拉丁美洲化”来势汹汹的态势。

王蓉是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参考资料：

吴国平. 上海市公办初中办学状况的政策分析[J]. 中国教育政策评论，2005.

上海小升初择校从中考成绩看公办和民办的区别[EB/OL].

李爱铭.初中不读民办，高中就进民办——透视民办初中高中冷热反差现象（上）[N].解放日报，2009-8-8(001).

赵美娣.为什么杭州民办校雄霸中考江湖[N].中国青年报，2015-07-27(09).

2015杭州初中中考成绩排名（民办 公办）

谈洁，钱红艳.南京教育“哑铃”现象透视[N]. 南京日报，2011-3-2 (A03 ).

汪臻.佛山公办初中何时雄起？[N].佛山日报，2016-7-8 ( F02 ).

昆明小升初“冰火两重天”：公办初中“不招待见” 优质民校“挤破门槛”[EB/OL].中工网--工人日报.2015-05-22.

Luis Crouch. School Fees, Voluntary Contributions,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 possible position, June 2003. （中文缩写版见: 学校收费、自愿捐赠和教育发展：一种可能的立场[Z].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教育财政》简报，2016,8（120）,2016-6-30.）

谈松华，黄晓婷. 改进教育评价[N].光明日报，2013-1-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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